一、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贡献
中国为什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为什么是中国人民甚至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十分敬仰的伟大领袖？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彻底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即习所说的人民至上的人民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群众服务”、“为人类服务”等提法，但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唯一和根本的宗旨，是的首创。1934年在中央苏区时，便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1939年2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在为悼念张思德而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思想，明确地向全党、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明确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等作为我们党的出发点。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人民服务也同时成为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根本宗旨。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语表述本身，是由首先、明白准确地提出来的，更为主要和重要的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为党的宗旨，并在建立与最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理论、政策、工作方法等诸多方面探寻创造出独特的体系性制度性成果，这是中国人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贡献。多次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还精确指出：“的路线，就是人民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精髓的重要组成，既是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根本体现，又是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根本体现。真正的人在任何一个时间里与任何地方都必须坚持。
2012年12月，习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精确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2023年3月15日，习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上段论述中所说的“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对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有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讲，为人民服务或人民至上就是内容，其他比如国家、政党、军队等都是怎么回事人服务的形式即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其根本就在于它具有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有机组成。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为唯一宗旨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未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马克思主义的道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说人民至上。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和习所说的人民至上，其中都有这样两个要义：一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二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为何作出这样的判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同以往的任何运动作了科学的区分。他们精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以上这“两个绝大多数”决定着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同时更决定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只有彻底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言行一致坚持不懈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人民观，和人才可以算作彻底的唯物主义政党和唯物主义者，才有机会团结、带领人民一道去开创人类美好的新明天。
1949年7月9日，在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说：“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主要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想到要搞，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这说明，中国诞生和发展壮大的源泉和根基是人民，并由此使人想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关系与高度一致性问题。
彻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亦不是生下来头脑就固有的，而是诞生在国家积弱积贫、人民倍受欺凌的黑暗到极致的旧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位世界级伟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的诞生，是时代和人民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19年的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已明显在由一个主张改良中国的热血青年正在急切地向马克思主义迅疾转变，向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人民观”迅疾奔去。7月21日，在《湘江评论》上撰文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从文中显而易见，此时的，仍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与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之间徘徊。亦可以说，此时的，虽然已经感知到民众大联合即人民观的极端重要性，但距离认识依靠人民，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尚有不小的距离。所以，此时的他，对于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的剥削和压迫仅仅是主张“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此时的，不仅已经感知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到了极处”，必然“起了改革，起了反抗”，而且认识到世界上“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
这种感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年所说的“知识”，就是当今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当年所说的“金钱”，就是当今帝国主义的“金融霸权”；当年所说的“武力”，就是当今帝国主义的“军事霸权”。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1919年的，不仅已在思考着如何认识坏极了、苦极了、黑暗极了的旧中国和旧世界，并且已经在深入思考着如何改变当时的旧中国和旧世界；且在思考着改变旧中国和旧世界的唯一力量，只能是依靠广大民众的大联合。正因如此，我们说，此时的正在向着彻底的人民观追进。严酷的现实催促着寻求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也进一步觉醒指导着革命的运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滋养下，很快成长起来。1936年，在自述中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一些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可以说，彻底的人民观是在1920年夏开始确立的。
1942年5月，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就文艺工作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作者觉得，这一结论，十分重要和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为什么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单指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而且是衡量一切人，一切群体，一切团体，一切阶级，一切政党和一切国家高下和先进、落后乃至反动的唯一的标准。为什么人的问题，既是世界观，又是价值观，还是人生观；既是立场，又是观点，还是方法。一般说来，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价值观，立场决观点、方法。同时，人生观、价值观和观点、方法又反作用于世界观和立场，但世界观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等为标准，以图革除陋习，提高国民素质的所谓社会风气革新运动，究其本质不过是为维护的反动统治。如果离开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政治立场，仅仅从操劳、节俭、清廉等所谓的纯道德标准察衡人的高下，往往会如坠入五里雾中。从一定意义上讲，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包括生与死等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势如破竹地得到解决。国家、民族、阶级、政党乃至个人，都是这样。要确保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全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2019年5月31日，习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精确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必须深刻理解习上述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我们常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应首先弄清什么是初心，习在这里精确指出，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最终实现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这也就是说，我们干的所有工作，包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只有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守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初心，我们党就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有战胜任何敌人与困难的勇气、办法和力量。不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反对和官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全心全意为着人民，这是反复强调的和人的唯一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中国和真正的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所说的德才兼备，其中的品德，就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人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员革命的唯一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无其他任何私利。就必须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依靠人民，时刻与人民在一起。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帮他们所需。从根本说，我们绝不是靠也绝不能靠技巧执政，根本是靠为了人民这一本色执政。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这一本色是“道”是“纲”，执政的具体办法仅是“术”是“目”。大道总纲光明，就会术顺目张。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性质与根本宗旨，我们党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舍此别无他途。
1943年8月，说：“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同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所以号召全党：“一切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4年9月8日，在追悼张思德会上所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老一点的同志直到现在往往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但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根据从延安时期就给做勤务员、警卫员的石国瑞回忆，那是1944年，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延安各单位都在落实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书记处下属的从中央警卫团、会部、中央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厅包括警卫班抽调约30人组成了一个生产队。副队长张思德有过烧炭经历，所以他又兼生产队烧炭工作的负责人。9月5日那天，张思德带着两位战士到山上挖烧炭的窑。上午10点多，窑塌方，张思德当场牺牲。相关领导怕影响工作，决定把张思德尸体就地掩埋。当天中午，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在枣园已是尽人皆知，只有不知道。那天晚上，当从身边工作人员得知后，即询问此事。相关领导发牢骚说：“不就是死了个战士嘛，又不是什么干部，死就死了，没有必要向毛主席汇报。”但也有的干部战士议论：“都说我们的军队与的军队处处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当官的死了有人管，当兵的死了没有人管，最多就地一埋就不错了。”又得知这样的议论，眉头一皱，思考片刻后即对警卫员石国瑞说：“把师哲叫来。”师哲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详细询问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并对警卫参谋贺清华说：“你去叫周西林同志，开车一起去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然后又对师哲交代：“你去安排几件事：一、把张思德遗体整理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二、买一口棺材入殓；三、警卫团开个追悼会，我参加，有话讲。”此时的心情很沉重，面向安塞方向，对守卫在身边的警卫员石国瑞说：“张思德同志是长征过来的，战场上负过伤，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却牺牲在后方劳动生产中，不该呀！”9月8日上午，为张思德同志追悼会题写了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那天下午，参加追悼会的人员，有中央书记处机关、警卫团及社会部的同志，还有当地部分军烈属乡亲，共1000多人。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响起哀乐，率全体人员向张思德同志遗体默哀，全体人员无不为之感动，一些战士哭出了声，尤其是张思德的战友哑巴哭声最大，全场为之动容。接着，即席讲话，他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着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当时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整理成著名的经典《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虽只有几百字，但却是人的“圣经”。我们现在重读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都会感慨万千甚至五味杂陈。什么是高尚，什么是低下，什么是道义，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生死，什么是荣辱，什么是人格，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平等等等，在《为人民服务》这篇757个字的演讲中，都作了最好的诠释。通晓《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的相关背景，就有助于我们坚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
1945年8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人。我们当了人民代表，必须代表得好。”在看来，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还要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权力观。1968年，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西方一些学者觉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私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些范围内有着一点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私有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私有制观念已经在人类社会中统治了几千年。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后，私有制及私有制观念很难一下子完全根除。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对“绝对的权力就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应作具体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给的权力不在大小，关键是在为谁。1942年5月，指出：“世界上没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同样，世界上没什么超阶级的权力，在阶级社会里，不是为这一阶级服务的权力，就是为那一阶级服务的权力。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越大越好。为个人一己私利和小集团谋取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特殊利益，这样的权力一点也不应给，更不能有绝对的权力。正因如此，伟大的战士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其实，在其晚年，亦经常在为一些人仅仅是为个人和小家庭这中间还包括后代谋取私利的事而深深忧虑着。1974年，在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时更精确指出：“我们是，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民就会垮台。”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绝不仅仅是关心其眼前的一时利益。早在1937年3月，指出：“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明朝思想家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说，天下道教主流全真道祖师汉钟离向道教仙人吕洞宾传授点铁成金的办法。吕问：“成金后还会变成铁吗？”回答：“五百年后又变成铁。”吕说：“如此则要害五百年后的人，这事我不能干。”汉钟离说：“修仙要积三千功德，你这一言，表明你的三千功德已满。”这一例证说明，连我国封建士大夫还知道人们的眼前利益要服从人们的长远利益；当代人尤其我们是人要为子孙后代造福，决不能仅为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去祸害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前些年，有的干部唯自己的任期内的所谓政绩“马首是瞻”，搞环境污染，搞竭泽而渔，搞过度举债，以招商引资为纲，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放置一边，把习所说的创新和高水平发展放置一边。这种状况，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得到扭转，让人高兴。
依靠人民，这是人力量的唯一源泉，是达到为了人民的唯一路径。正确认识人民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及其所蕴含的伟大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前提和认识基础。始终相信，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和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依靠人民，就要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依靠人民群众，就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1937年，就指出：“唯心论历史学家把英雄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所讲的“白朗基主义”，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译作的“布朗基主义”。1938年10月，指出：“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941年3、4月间，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943年12月，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944年，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在延安住了5个月，对的几次单独采访，总时长达30个小时。1944年10月，他离开延安后，发表《8600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并于1946年在英美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冈瑟·斯坦因在回忆中说：“当我在几次会见他的长谈中，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明白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还给他们。’我坦率地问道：‘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他说：‘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
依靠人民，与教育、引导、动员和组织群众是辩证的统一。1945年8月，指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要求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就没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自身的力量具备信心。”1948年4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当今世界上公认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信仰上帝，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原罪，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自己；教信仰，认为今生虔诚信仰，后世就是天堂；大乘佛法认为，小乘佛法修度自身，大乘佛法修度众生。党的十八大前，在与一些国际人士交流时，他们都很关心我国民众的信仰。不少人提出：“你们十多亿民众没有宗教信仰，如何管理你们的国家？”有些甚至说：“十多亿人口，没有信仰，都信金钱，可能迟早要出大事。”笔者回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在我们中国，有着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更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人却有着坚定正确的政治和道义信仰、信念。早在1945年6月，我们的毛主席就曾鼓励全党：‘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肯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你们看，几个月之后，日本就投降了；几年之后，新中国就成立了。《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从根本上说，我们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并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就是人心中的‘上帝’。中国人民的信仰就是信仰中国人民自己。这样的信仰不像其他任何宗教信仰那样虚无缥缈，最真实、最可靠。”听了笔者的上述阐释，国际友人甚至与我们有着对立情绪的人士，也都陷入若有所思的境地。
从根本上说，我们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并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就是人心中的‘上帝’。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已经为自己并引导我国人民确立了这样的正确信仰：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和人民群众自身。”听了笔者的上述阐释，国际友人甚至与我们有着对立情绪的人士，也都陷入若有所思的境地。
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中，都强调为着人民，依靠人民？因为他深深知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人唯一的力量源泉。1942年3月，指出：“的路线月，又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5年5月，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中强调：“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57年7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还特别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到底，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到底，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这个十分重要的大会上，还殷切地指出：“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1963~1965年，说：“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清楚自己学生的情况。”直到1975年底至1976年初，在晚年时仍谆谆提醒全党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这种反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建立在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这一坚实的基础上的。说到底，是建立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一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治基础上的。从言到行，从里到外，十分真诚地把人民当成“先生”、“诸葛亮”、“真正的英雄”和“上帝”；把自己与人民的关系看成是鱼和水、学生与先生、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谆谆不倦地教育人民虔诚地信仰并艰苦地实践“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一彻底的“人民观”。
我们反对天才论，但是我们当然同时又承认作为人民群众一员的领袖个人的作用。不少人在历史的转折或关键时期，往往四顾茫然，看不懂形势，辨不清方向，因为这些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而却总会登高远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和世界，并循循善诱，引导人们在困境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为什么？说到底，其根本一条，主要是因为他在人民之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普通劳动大众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趋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信仰人民，这一信仰高尚而光荣，是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无数中国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甚至生命，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默默实现着这一信仰。
对于人来说，信仰人民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最终归宿。真正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使人民群众觉悟，去带领大家一起奋斗，我们就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的社会即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人民，这才是顶层和终极的信仰。我们的宪法载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员一定要遵守党章，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着人民，依靠人民。而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本质上都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它希望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持有“拯救自己”、“虔诚信仰”、“修度自身”这样的价值理念来为极少数人压迫、剥削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制度的长治久安服务。因此，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不一致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是为着全体人民的，它需要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它所提倡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当然，现在有的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说一套，做一套，有些甚至贪赃枉法，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及文化制度与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一致，相反，这是一些人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党和政府的性质宗旨所致。所以，习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是及时回答了当今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在国内外都具有十分重大和根本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着人民和依靠人民，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高度统一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的宗旨和人民这一根本唯一的立场之中、之上。只有为着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依靠人民，才可以做到为着人民这一唯一的目的。员与人民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不应该是油水关系；也不应是蛙水关系，需要时跳到水里游游，不需要时跳到岸上自己的安乐窝里享受；更不应是火水不相容的对立、对抗关系。
要坚持彻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就必然克服个人英雄主义特别是当官做老爷的错误思想。1955年3月31日，说：“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1964年1月19日，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当外宾谈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说：“我没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1967年9月16日，在专列上同人谈话时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1960年5月8日，在郑州会见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会见后，在修改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时，先后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不理解主席为何需要做这样的改动。熊向晖回忆如下：“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的领导呀，没有，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中间还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以上这一对话的深刻道理，是每一个员都应该牢记的。只有这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确立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权力的主体，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才能够实际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六、要坚持彻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就必须牢记“两个务必”，认真改造世界观
要坚持彻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就必须牢记和做到“两个务必”，艰苦地为人民服务。1959年3月30日，在一批语中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在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3月5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深知，新中国的建立已指日可待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课题又涌上的脑海。他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一定要预防这样的一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应该说，历史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卓越远见。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一个地区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得人心就是这一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不一样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
新中国成立后，在多个场合，用不同方式，多次提倡全党要继续保持“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和不吃“人民的苹果”的精神。这是防止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制胜法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提倡全党要继续保持“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的精神，绝不是不要改善人们的生活。与此相反，1949年3月5日，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1956年4月25日，又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习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就是要有效缩小上下两个方面收入分配的差距。习这一重要指示，亟待采取得力举措，落实到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中。只有这样，才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落到了实处，才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1957年3月18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么多东西多起来了。”3月20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又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974年3月25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说：“有一次过圣诞节，我给了在我家乡的中国医疗队一头活羊，他们也不宰。我的母亲在圣诞节也送了他们一头活羊，他们也不杀。如果他们吃了，我很高兴，但他们没吃，我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我希望你允许他们吃这头羊吧。”说：“不要杀了吧，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艰苦奋斗是我们人的政治本色。但风起于青蘋之末，一些贪污上亿的人，往往是从拿公家和人家的“一针一线”、收人家不大起眼的礼品开始的。这从各级纪委监察部门所办案件中能得出刻骨铭心的教训。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三个务必”思想，是对“两个务必”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要坚持彻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就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自己世界观转变的现身说法来教育大家要重视对世界观的改造。他指出：“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1957年2月，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1957年3月，又说：“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我们大家就有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十分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并强调指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习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和习都特别强调世界观的改造。价值观是世界观及人生观的重要组成。习在谈到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时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在人民内部，在世界观的灵魂深处，说到底，一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这一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纯粹的、高尚的。另一种是为着个人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而过活。这样的人口头上也讲坚定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但内心世界为的仅是一己、一家的私利。这一仅为着极少数人谋利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低俗的、狭隘的，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下去，极可能害人害己，到了高位，还可能会害党害国。到俄罗斯访问，当问到苏联的原因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对笔者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当时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其实就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为啥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习说党内确实有野心家、阴谋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主要是因为党内存在私心特别重的人。除了阶级异己分子外，党内和政权内部所有的腐败分子和野心家、阴谋家往往是从仅为个人升迁与小家庭过好日子的人演化、蜕变而来的。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这样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这亦正如1994年89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雷洁琼在韶山参观遗物展后挥笔者写下的“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八个大字。君可见，这八个大字，是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中屡试不爽、屡验不败的一个准则和铁则,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根本体现，每一位真正的人都应该牢记。否则，最终必将和必然身败名裂。另外，我们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不要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指出：“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世界观是总开关，生死观是世界观一个侧面的集中体现。1958年5月20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道：“怕死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我也有这种反射。”从一定意义上讲，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树立了、树牢了，别的问题就会顺理成章、势如破竹地得到解决。1942年夏秋之间，漫画家华君武应约与蔡若虹、张谔一道与见面。其间，华君武回忆说：“我也问了毛主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主席说你要想到为人民。我记得我们向主席告别时，毛主席送我们到院门口时，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笔者亦想过同样的问题。当看到这一资料时，笔者又想，主席这着棋，肯定灵。无数革命先烈在人民需要时，毅然引颈慷慨赴死，我们永远怀念。所说的以下至理名言，我们亦会永远铭记，这就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原理的基础上，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做到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坚决地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确保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是中国人的灵魂、生命和力量所在、所系。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不仅占领了价值道德高地，而且也是占领了力量生命之源，占领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就能无往不胜，无难不克，无坚不摧。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都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公开宣示于人、宣示于世的，并庄严地载入了我们的《党章》和《宪法》，从来不搞什么韬光养晦。这是我们的对手这中间还包括任何个人、集团、政党、国家根本不愿也根本没办法学到的法宝。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自然科学方面较长时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政治上和文化的意识形态部分早就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是可以让我们永远引为骄傲的地方，亦是我们将来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的可靠保障。
1957年11月8日，指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1958年9月，指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1963年3月，在会见古巴客人时讲：“联系群众永远都不可能失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脱离群众，他们总有一天要失败的。”依靠本国人民，依靠世界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底气、最根本力量的源泉所在。1973年2月17日，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当基辛格说“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说：“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应该说，在谈笑之间，使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灰飞烟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思想上的路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政治上的路线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和一切真正的人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绝对掺不得任何假。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我们才可以无往而不胜。有人说，细节决定一切。这个说法，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一定的真理性；但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人民观，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前进的方向又是正确的路径。从总体上说，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一切细节。有的人总是回避为什么人的问题，过分强调所谓的种种所谓的细节，这就非常有可能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而是为少数人服务。
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习所说的人民至上这样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才是比黄金还要重要的东西，才是最高尚的。有人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词语完全相同，但如果放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不同的国家、政党、集团、群体和不同的个体，有不一样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有的国家、政党、集团、群体或个人所说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是为着少数人的；这种信仰、信念和信心是自私甚至是可耻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所说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是为着绝大多数人的，就是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习所说的人民至上；只有这种信仰、信念和信心才是黄金，才是最高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关键要是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每个方面。一八七五年三月,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曾说：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正因如此，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确立为我们党的宗旨十分重要。2012年11月29日，习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2021年9月14日，习来到位于疏属山下九真观的绥德地委旧址，展厅里如下两行字十分醒目的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1947年10月18日为陕北边区佳县县委的题词。“把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在陕北边区工作时常说得话。习把以上这两行字轻声念了出来，习说，“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地。”他还说：“中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习以上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的宗旨决不是一句仅仅挂在唇齿之间的空话，决不是仅仅写在《党章》和《宪法》等文本之中。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人民至上确立为我们党的宗旨确立之后，还必须把这一宗旨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所有的领域，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每个方面。习很重视和强调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有着光辉灿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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