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各师余部，在兴国整顿 后，因十分害怕我军，不敢再走高兴圩这条路了。
当时估计敌4个师可能同走一条 路(北路),我们准备放过他们的前面一部，打它的后续部队。
这两个同志走到方石岭西边1个高山的鞍部上隐蔽观察。 右侧山顶上有个小庙，派了几个人上去搜索，发现敌军曾在这里 放哨，兵力约1个班，似乎才撤走不久。
敌人十分愚笨，在我侧 方行进中，这样重要的侧面警戒阵地，本该派出有力部队，加强 火力，扼守阵地，掩护全军走完，然后在后卫占领阵地确实掩护 下撤退，跟随大军行进才是。哪有只派1个班警戒，又匆匆忙忙 一早就收哨的道理?!
蒋军军官本来都进过军校学过战术学，不会 连这一战术原则也不懂。可是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反革命战争，腐 朽的官僚主义政治浸透到军队机构中，使他们连行军警戒也不会。
15日，我军的观察人员在山上观察，对山下敌军的行动，看 得很清楚，可以一个个地数，一截截地数。到上午10点多钟，观 察人员看到敌军已走得差不多，就回来向同志报告。
毛泽 东同志当即召集红四军、红三军和三军团军政首长研究，决定下 午出击，分三大路由西向东，把敌军分割包围而歼灭之。
下午3时 左右，我军在方石岭以展开的战斗队形，激昂的战斗情绪，乘敌 后撤运动中猛烈侧击。走在后面的韩德勤师，6个团全部被我歼灭 (韩混在俘虏中逃脱)。
蒋鼎文师走在前面的6个团逃脱了，走在 后面的师部机关和1个炮兵团加1个多营的步兵，被我军全部歼 灭。
此仗缴获无数，包括敌军从北方运来的骆驼。打完仗，我们 在东固附近休息，附近房屋全被反动军队烧光。部队买不到蔬菜，只好吃马肉(不用杀马，到处都有打死的和打伤的马、骡、驴)。
从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到我实行反攻，历时两个半月， 敌人7路“进剿”部队，遭我歼灭性打击的有4路，
我先 后歼敌17个多团，毙伤和俘敌3万余人。这样，我们就完全粉碎 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可惜优秀的员、我军 卓越的将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不幸在指挥部队隐蔽防空 时，被敌机机关枪扫射腹部中弹，光荣牺牲。敌机是外国制造的、 能低空飞行的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战斗机。
当时我们算了一下，几 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执政者，都参加了这次“围剿”的大合唱，有 的出钱、出主意，有的出枪炮、出弹药，有的出飞机坦克，有的 出顾问、出特务，都直接参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也都公平地分享了惨败的“光荣”。
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我军千里回师， 情况倏忽万变，特别是决战阶段中，真是最激烈、最复杂，也是 最困难、最艰苦的，指挥上很不容易。
然而，同志依然镇 定自若，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 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 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
他不是曾经赌咒说，“打不败红军，死也不回南 京”吗?这回又惨败了，但他并不自杀，还是厚着脸皮回到南京 老窝去了。古语说：“食言而肥”,蒋介石却是“食言而瘦”的。
王明控制下的党中央于1931年4月间，派中央代表团， 来到中央苏区，排挤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用王明的左 “倾”冒险主义来“改造”苏区的各级机构。他们下车伊始，就哇 啦哇啦发议论，4月7日青塘会议上指责有“富农路线错 误”。会后，毛、朱去前线，由任弼时、王稼祥主持苏区中央局工 作。
代表团懂得，同志亲手缔造了红军，开创了中央苏区， 在党政军民中有崇高的威信，想一下子完全排除他的正确领导不 是那么容易的，于是他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
6月20日，中央局对军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军委，虽然仍由任主席，但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都由上海中央派来的人担任。
不久，成 立了红军总参谋部，取消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部。这样 同志过去的工作班子就被淘汰了，同志被架空了。原来在 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也逐步被撵走了。
这一手很厉害， 一 方面军中老一点的，拥护同志主张的同志被用很多理由调 离了。连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政委冯文彬同志也被说成是执行 了右倾路线而受到打击。军委改组后，我也由一方面军代参谋长 调任一方面军司令部秘书长。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中央代表团 加快了“改造”步伐。在大会前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他们对毛 泽东同志进行了突然袭击。
会议由主持，他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经过，以及“九 · 一八”以后的全国形势，指出日本 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 系必将发生变化。
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 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有人指着鼻子骂同志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我记录都记不下去了， 但同志却沉着地听着，不争辩，也无法争辩。
在接着召开 的第一次党代会上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仍由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
后来提到这次会议时说，有人说我 “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奋读书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为了掩盖夺权的目的，在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及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安排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员委员会的 主席。
但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中，却成了一名普通委员，而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任参谋长，范树 德任总经理部部长。
中革军委成立后，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所有中华全国红色陆海空军，完全集中统一 在中革军委管辖之下。
这样，同志就继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之后， 又一次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 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据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苏区 中央局，决定攻打赣州，想把工农兵中央政府搬进赣州去，以为 这样就可以对外宣布中国革命已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企 图沿赣江北上打南昌、九江。
同志反对，但处于少数孤立 地位，乃提议调一个前方将领回来商量，以为前方将领了解真实的情况，会不同意打赣州的。但被调来的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提出愿率所部包打。
2月上旬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爆破四 次，均未奏效。久攻不下(1个月另4天),敌援军来到并出击，我 伤亡甚重，3月7日被迫撤围。
3月中旬在江口召开的中央局会上， 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冒险的攻城战，并指出红军应向敌 人统治力量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可是被 中央局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3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 军中、西路(三军团、十二军为西路， 一、五军团为中路),沿赣 江而下，赤化两岸并夺取两岸城市。
随中路行动，走到半 路，一再建议改向闽西，得到了一军团领导人的支持和中央局的 批准，并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然后经龙岩，于4月下旬打下了 漳州，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筹了大批款粮物资。
5月下旬，广东之敌陈济棠1个师深入江西信丰，威胁我军北 上。中革军委令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
6月下旬，随 东路军回到赣南天心圩。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在军内仍无职务。
这时又调我到前 线，说是给当秘书，其实无事可做，只是以苏维埃 主席身份随军行动。
我记得，在怎样打粤敌上，当时比较一致的 意见是以围城打援的办法诱歼信丰之敌。
我军得悉时，信丰出援之敌已全部过了水口，水口只有一石桥，我军急令五军团、一 军团猛追，也只能由桥上通过(河水深不能徒涉)。敌后卫回击， 与我激战于水口、南雄之间。
随后，三军团也赶到，敌军顽抗，战 斗很激烈。我军猛追到距南雄约20里，城内敌军派兵接应，我 军只好收兵。
后方电令严责不向南雄追击，前方回电除说明已不 能再追的情况外，并说“中枢遥制，于军不利”。可见当时不同军 事思想的矛盾已发展到表面化了。
一天晚上，我有事去找朱老总，他与住在隔壁的一位同志正坐房门口闲谈，那位同志说：“老毛骂人， 不行，要找机会斗争他。”
后来，那位同志在长征中转变了对同志的看法，逐步 认识到他的主张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上便完全拥护同志的正确领导了。
水口战役以后，我被调去红军军事学校，又离开了，但 我对同志的处境十分担忧。
我在同志身边工作，对 于中国革命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起啥作业，虽然有时也想过，但 了解不多，理解不深。可是对在同志领导下一定能打败 蒋介石，则是深信不疑的。
后来听说8月上旬又任命毛泽 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命令他率一方面军去打宜黄、乐安、吉 安、抚州。
9月，临时中央又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指 示，要求红军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采取“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 勿待其合围”的方针。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为贯彻这一方针在 宁都召开会议，要求红军在军合围未成之前，择敌弱点各 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批评了提出的、经几次 反“围剿”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他提出的 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 怠工”,并再次撤销了总政委的职务。
会议还批准“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回前方”。 会后，便到后方休养了。
毛主席在瑞金城郊东华山上一座 小庙里养病期间，因那里离红校不远，我常去看他。
这对我是晴天 霹雳，莫名其妙，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等人搞肃反 扩大化，他们都以为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取消派、 托派等等的“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关、乱斗、 乱杀。他们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我的党籍，万幸的是 没有砍我的脑壳。
王明等人原已迫使我离开一方面军总部，离开 ；这时又用肃反扩大化的棒子打掉我的党籍，真可谓落井 下 石 。
关于AB 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 (AB 即英文Anti—Bolshevik 的缩略语)。
1930年10月，红军打开 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暗号。这时，据说AB 团分子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 楚。
当 AB 团被发现以后，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 第20军抓AB 团分子。
该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是“六大”中 央委员。李韶九抓到该军一个团政委刘敌审问，刘敌就乱供，供 出了大批军队干部。
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 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 团分子；另一方面，又 煽动战士捉拿李韶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
后来，李韶九 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 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韶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把部 队带到河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他 受到鼓舞，便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 却说什么“反对毛XX，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同志。
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审问时，要刘 敌说出“为何需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 团。于是把 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 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
我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 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
李文林说：“你们别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
审问后，我向同志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 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
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 书面交待，但他们写了一下，写不下去。
我在旁边观察，觉得他 们不像AB 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向他们赔礼道歉。
随 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待政策，并用 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肃反委员会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 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 了肃反扩大化。他们这些人都不是AB 团，在党的“七大”时，都 恢复了名誉。
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 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不作认真分析，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 这样就难免犯错误。
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 然也有个无经验的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 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是AB 团分子，当 然是完全错误的。同志是很谨慎的。
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 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则完全是王明“左”倾冒 险主义路线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后来斯大 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等人就起而响应，说中国有托陈取消派，要进 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但实际上信的内容是一般问候，毫无政治内 容。
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 主义横行时却成了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 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
“大人 物”说我是“混进党”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 轻的。
当时红校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同志，因为没有执行王明的代 理人所交的监视我的任务，也被涉嫌我的问题开除了党籍，至今 我想起来仍感到不安。
当时红校的校长何长工同志，并没有对我另眼相看，而是把 我当教学骨干，让我在红校教学中发挥作用。缺什么课就叫我教 什么课，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射击等课程。后来办了 高级干部班，又让教高级班。我努力达成目标，还几次被大家推 选为模范教员。
有一个学员还曾向校政治部报告，说我在讲课 时骂红军是狗。这还了得，马上发动学员写墙报批判我，有的还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真是重迭获罪，无地容身。
但我想到毛泽 东同志在一些会议上受到围攻时沉着冷静的情形，心里又镇定了 许多。我坚信革命一定胜利，党的前途光明，我的问题终会水落 石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