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行者刘宪龙

  刘宪龙（右）组织的奥运圣火报刊接力展在建内大街邮电局内长期展出。张林/摄

  自北京申奥成功，家住辽宁省辽阳市的东北汉子刘宪龙就只身来到北京，租住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年近五十的他以首都为大本营，奔波于祖国的各个角落，参与、见证、记录、传播奥运，表达一名普通公民面对百年奥运到来时的自豪与喜悦。他就像一个默默的行者，一直在坚持前行，心无旁骛。

  7月27日晚，背着十几斤重背包的刘宪龙走出自己狭小窒闷的地下室，辗转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他要去平遥参加一个因响应北京申奥而闻名的农民助威团的活动。

  2001年，为声援北京申奥，平遥农民倪育生骑着毛驴进北京，并背着一个自制的倒计时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刘宪龙曾给他拍过一组照片，名字叫作《骑驴人逛京城》。时隔近8年，这支农民助威团在已经是奥运火炬手的倪育生的带领下，打算骑着毛驴二进首都。坚持用镜头记录奥运的刘宪龙，被邀请见证这一民间活动。

  对刘宪龙来说，四处奔走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生活常态。学美术出身的他把自己付诸奥运的行动当做一种行为艺术，他和天南地北的朋友们互相呼应与支援，彼此自发地参加各地举办的形形与奥运有关的活动。

  记者随他走进地下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不好使，他只得在黑暗中摸索出钥匙把门打开。连按了几下开关，室内的灯居然也没亮。好在对面的墙上有一扇长条状的窗户，有些自然光，他就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迄今为止，刘宪龙为自己设定的5项“奥运工程”大都“还在路上”。他打算以北京为行走的中心，用8年时间完成2008米《奥运红》长卷暨奥运祝福接力的创作，搜集各地报道奥运活动的报纸，拍摄奥运活动的精彩瞬间，创建一个践行绿色奥运理念的“生态奥运村”，以及创作一首奥运志愿者的歌曲。除了后两项，其他的项目都还没有最终完成。

  头两年，他主要在城市之间行走，进行奥运祝福接力创作、摄影、集报。2003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成立了奥林匹克社区，社区百姓参与奥运的热情再次感染了他，他开始寻找“不花哨而更务实的”奥运传播方向农村和农民。

  就这样，近8年来他已经走了全国21个省的50多个城市和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用来收集各种“龙”字签名和奥运祝福的长卷已经有1800多米。这幅载有世界各族人民祝福北京奥运的“巨龙”是刘宪龙的奥运系列作品之一，被他称为《奥运红》；在奥运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他与志愿者们一起将千米长卷搬上了八达岭长城，许多国内外友人纷纷在长卷上留下了对北京奥运会的美好祝福。

  他还搜集了1万多份有关奥运报道的报刊，希望以此“体现北京奥运会从筹备到举办在报刊上的运行过程”。他每年自费订阅50多种报刊，仅订报费就达6000多元，他把这些报刊不仅送给社区居民，还带给偏远山村的农户。

  截至目前，他拍摄记录奥运瞬间的照片已总计超过15万张，拍坏了6部相机。这些照片陆续在东四奥林匹克社区体育文化中心展出，展览被命名为《奥林匹克在中国》。

  从2004年年底开始，刘宪龙频繁出现在陕北农村。黄土高原以及扎着白毛巾的黝黑老农撩动了他心底的文化情节。2007年3月，为实现“农民也奥运”的梦想，刘宪龙在陕西省安塞县坪桥镇韩河村发起创办了一个“生态奥运村”。

  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通过举办奥运报刊图片展览、农动会、奥林匹克文化知识讲座以及游戏等形式，教当地农民了解奥运、参与奥运。

  “农动会中尽可能的避免人为生产的东西：接力比赛用的接力棒是玉米棒，奖牌是农村常见的盖帘，用毛笔在中间写一个奖字，窑洞的大门就当做足球比赛的球门我们想把奥林匹克精神和绿色奥运的理念附着在这山村。”

  其实，这些都源于刘宪龙所追求的一种创新、一种更理想的状态，也就是不仅让各族人民参加奥运，还要让山山水水都参加奥运，“奥运在中国应该有所创新，山水参与奥运就是创新。”

  2008年春节，这个位于陕北山区的奥运村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新年奥运年。山里的孩子们为此组织了一场雪地足球赛。比赛没有裁判，没有界线，也没有球门，取消了一切约束。刘宪龙称之为“雪地足球踢出大山，踢出国门”。

  孩子们在游戏中乐得前仰后合，山水既为载体，也见证了这种最纯真的快乐，最本真的平等的奥林匹克精神。

  当记者拿起相机对准刘宪龙，刘宪龙起身换了一件衣服，然后把挽在脑后的长发分成两股垂在胸前，这绝大多数都是他的标志性形象，蓄发是为了表明他参与奥运的决心。刘宪龙也恢复到最自然的状态，继续讲述他的奥运经历。

  今年3月24日，奥运圣火在希腊雅典点燃，刘宪龙的奥运圣火传递报刊接力展也在小小的奥运村同步启动。刘宪龙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各地报道奥运圣火传递的报纸，以几乎同步的方式展出形形的“圣火报纸”、“圣火特刊”、“圣火号外”。

  “虽然山区不通汽车、火车，但我们的信息是最快的。报刊接力展把奥运会最重要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带到最偏远的山村。”现在，这个火炬传递的报刊接力展已被移至北京市建内大街邮电局内长期展出。无论圣火在哪里传递，记录圣火传递的报纸每天都在北京汇聚，这让许多普通百姓也有亲临圣火传递现场的感受。

  北京申奥成功的晚上，刘宪龙和几个朋友一路欢呼雀跃，一夜连走了3个城市。他们驱车从东北赶到北京，登上长城。“中国申办奥运太不容易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想办法表达一点心意。”

  怀着“难以言表和无法抑制的激动情感”，刘宪龙决定从艺术的角度做一些对国家有益、对奥林匹克有贡献的事，以实际行动舒解自己的奥运情结。

  他为自己设定了完成2008米奥运祝福接力、记录奥运瞬间、搜集奥运报道的报刊、创建“生态奥运村”、创建奥运歌曲等5项任务，而且要行走全国，耗时至少8年。

  “我和家里作了个妥协家里有事，随时打电话我随时回。”他先寻求岳父的支持，并通过老人做自己妻子的工作。

  为了让他走得远一点，老岳父主动承担起外孙女的大学学费，已上大二的女儿也曾把自己的压岁钱寄给刘宪龙做路费。这些都让他感慨不已：“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养活自己，不给家里添麻烦。”

  几天前，刘宪龙接了一家影楼的活儿，去内蒙古锡林浩特拍摄草原风光，从而获得一笔报酬。现在，他同时给几家影楼打工，这比刚来北京时靠当群众演员或当建筑工人生存强了许多。一年有1/3的时间打工，2/3的时间外出，一有钱了他就出发，他的生活安排得很紧凑。

  “量力而行”、“有多少力就出多少力”，这些话刘宪龙经常挂在嘴边。记者在他蜗居的地下室里读懂了它们的含义：他的一半家当是报刊、照片以及各种资料，几乎堆满了小屋，床就嵌在这些纸张里，而他还有另一半同样是各种资料的家当仍搁在楼外，没有地方安置。

  和奥运相比，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被降得非常低，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他想到、做到并且也得到了。

  楼门边有人停了一辆自行车，挡住了地下室的窗户，地下室顿时接近全黑，刘宪龙却浑然不觉。

  刘宪龙和记者说，在陕北的生态奥运村，当志愿者们离开的时候，山里的孩子们会追着喊着他们的名字奥运，奥运。“奥运何时再来啊？”他们不停地追问，虽然记不住志愿者的名字，但却记住了奥运。“我们成为奥运的象征，这就是我们志愿者的情怀。”

  有激情，也有痛苦，更有内疚。刘宪龙清楚自己对家庭亏欠太多，他时常在考虑怎么回归家庭，找到艺术创作和家庭责任的结合点，最终他得出的答案就是“多打工、多挣钱”。

  刘宪龙曾经住过一个4平方米的平房，房里没有窗户，闷得要命，晚上必须开着门睡。于是他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以此让心里感觉好一点。

  面对困难，他总是在想办法克服，他也耐得住寂寞，似乎在以咀嚼痛苦为消遣；面对奥运，他坚持把参与的过程变得更实，而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要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件事情，需要一些时间，需要耐力，更需要精神。

  “论精神，我就和红军长征比，我的困难显然没法比，所以这一切都不算困难。”

  他由此还设想了几种情况：首先是有可能“牺牲”，或者饿得吃树叶；其次是不接受广告、赞助等任何形式的外援；最后是尊重各地习惯，及时和地方政府沟通好。

  这些想法或许会给人作秀的感觉，但刘宪龙则把它们当做是野外生存的一些必要原则，因为他的活动在某一种意义上和野外生存很相似。

  2002年，南方一家服装厂希望刘宪龙穿上他们生产的服装，路费则全由他们负担，被他婉言回绝。

  刘宪龙有能力以自助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奥运计划，但有能力仅是他拒绝援助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是，接受馈赠有违自强自立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与他的初衷不符。

  2005年冬天的陕北农村，坚持不问路的刘宪龙背着包沿着山路一头走到黑，远近没有人烟，他就找了一孔破窑洞，垫了些秸秆，睡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时，他不忘把破窑洞恢复原状。

  既要有内容，也注重形式感，但绝不做作，这是刘宪龙对自己行为艺术的基础要求。就像他尝试用各种工具行走一样，坐地铁，钻入地下；坐飞机，升入空中；坐轮船，跃入海洋这种刻意的选择象征着《奥运红》长卷在中国大地上的红色写意。

  职业奥运人、奥运迷、奥运投递员外界对刘宪龙的评价和称呼各不相同，他自己则倾向于接受“路者”的称谓，意思是一直在路上。因为路上不空，可以感觉到许多东西。

  生活的美好之处就在于两点：一个是发现，一个是表现，刘宪龙始终奉行这样的理念。“发现、表现四个字足以概括整个人生。”

  没能成为火炬手，也没成为奥运志愿者，更无力承担奥运比赛门票的费用，这一切对一个为奥运奔波至今的人来说无一不是遗憾，但刘宪龙统统以平常心对待。他现在的希望就是能在东四奥林匹克公园门口支起相机，为来到公园的外国运动员或游客免费拍照。

  他还希望能把陕北奥运村的孩子接到北京观看奥运比赛。关于奥运会之后奥运精神如何在中国延续，他也有一些富有创意的想法。他觉得，没人发现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才是最美的时候，因为那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