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记者刚刚完成这篇报道的当天，西南地区传来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此前一天，一群小学生吃下了一种植物的果实，导致62人中毒、1人死亡，当地专家没有能鉴定出这种植物，甚至不知道它属于哪个科，只能将图片转送北京，要求更多的专家参与“会诊”。
11月12日，本报全文发表周俊院士的署名文章《生物学领域的传统学科危机》一文。几天后，记者见到几十年来坚持从事经典分类学研究的资深院士王文采。他和记者谈起这篇文章时说：“周俊喊出了很久以来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什么是传统学科，目前科学史学界没有统一、完整的定义。科学史学家刘钝说：“从生物学上看，那些从博物学起源、经历了林奈时代延续到现在的诸如经典分类学、胚胎学、解剖学、孢粉学等，都属于传统学科范畴，这些学科目前普遍面临较大的争议与生存危机。”
“现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已经很少很少，年过80岁的不足10人，一些70岁左右的人或退休或带病完成手头工作。”周俊在文章中对危机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突显了传统学科“老龄化”的明显趋势。这种老龄化问题不仅影响了当前的工作，更影响着未来人才的培养。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当时有学部委员（院士）200余人，仅在植物学领域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就有近10位，目前我国已有中科院院士700多人，而从事传统学科研究的在整个生物学领域中都寥寥无几，而且大多数已确定进入资深行列，最年轻的已经72岁。
72岁的中科院院士、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洪德元是这样的领域中最年轻的院士，更让人忧虑的是，他是所在的中科院植物所里唯一一个可以带经典分类学博士的导师。再过一些年，假如没有新的力量加盟的话，这个学科方向就要面临后继无人的窘迫。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洪德元所在的研究所还有一个古植物学研究的方向，以前是一个研究室的规模，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缩减，到现在只有一个普通创新研究组和一个责任组（比普通创新研究组的规模还要小），只有一位博导。“他也已经61岁了，等他退休后，这个学科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洪德元说。
不久前，记者作过一篇我国濒危野生菌生境的报道，无论是中科院微生物所的野生菌专家，还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领域的学者，都无法说清几种具备极其重大经济价值的濒危野生菌的实际濒危情况。他们说，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科学的野外调查，目前只能从收购数字上对物种生存状况做估计。没有科学的调查数据，甚至对一些极度濒危的物种是否还存在的问题都说不清，更谈不上合理保护了。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后，就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科学的野外调查”的物种，不单单是野生菌。记者曾见到一份关于我国物种资源整体状况的战略报告。报告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就全国各类生物而言，种类和种群数量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有些地区有些门类的调查则完全是空白，一些已经作过的考察多是上世纪50～70年代完成的，“时隔数十年后，因地方经济建设、土地开发利用等原因，原生态系统和物种区系已有很大变动，甚至面目全非”。
不仅我国国内的资源调查有待于重新展开，作为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科学相对较发达的国家，周边欠发达国家在对本国进行资源调查方面，也对我国寄予了希望。近几年来，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正展开国内的资源调查，作为邻国，我们有着种种天然的优势。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研究员朱华说：“他们也非常希望我们派出一支分类学队伍，给予援助，但是我们根本派不出这样一支队伍来。”朱华已经年近50，大概是西南地区硕果仅存的正当壮年的分类学家，往下没有后继者，“我自己带的学生，都不是从事这样的领域的”，而往上数则大多已年逾古稀。如今，欧美、日本等比我们对传统学科保护得更好的国家，正争相向东南亚派遣相关专家，而因此所产生的成果和效益，自然也就花落别家了。
派不出一支考察队，是传统学科队伍萎缩、老龄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野外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像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人，带带学生还可以，长期深入野外调查就不是我们大家可以胜任的了”，以洪德元的粗略估计，如今即使集全国之力，可以勉强拼凑起来的植物学经典分类考察队伍，不过十来人而已。
前面提到的战略报告，主要是由生态学家完成的，这些相对较前沿的科学家们，在分析我国物种资源保护能力较弱的原因时，首先强调的是严重缺乏生物分类的人才。他们说：“虽然生物分类学已发展到分子水平的物种鉴定，但野外工作和标本采集、鉴定、分类等还离不开传统分类手段。”
“它们所涉及的是一切研究方向前沿也好，应用也好最基础的问题。”王文采说。
然而，基础学科却不都是传统的，也有很多新兴的。无论传统的、新兴的，却都处在类似的危机处境中。
这种危机也不仅仅存在于生物学领域，像数学中的古老学科几何学，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都在与前沿学科的交锋中处境艰难。更有像化学这样整体不够前沿的领域，甚至面临与总体上更前沿的如生命科学领域的跨领域交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常务副主任梁文平看来，如今化学似乎已从认识、控制和改变客观世界的核心科学和前沿学科的位置退后了，远不如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那么前沿和热门。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导致许多学生不愿学化学，影响了人才的后续培养，进而有可能影响到21世纪的化学科学以及与化学紧密关联的科学的发展。
中科院院士徐光宪也曾对传统化学前景表示出忧虑,“人们在谈论21世纪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将大发展的时候，很少提到化学在其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乞丐先乞来了两个馒头，没有吃饱，又转到了包子铺，弄来一个包子吃下去后，觉得这回吃饱了，于是得出了结论，只有包子才能饱人。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就发生在当下对学科价值的认识上。
“无论是从事传统还是新兴的基础学科，就像在为高楼做砖。这些人贡献与价值往往被建筑物辉煌的外表所埋没，很少被人们想起。”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葛颂说。
而学科之间的关联有时甚至不如楼与砖这样明显，“很多人一辈子做下来，未必清楚自己的成果可以用在啥地方”。最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与同时获奖的钱永健不同，年过八旬的日裔科学家下村修，没有享受到早年成名的辉煌，1962年他分离出绿色荧光蛋白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它的用途。他一生默默无闻，直到钱永健在他的基础上，迈进了一步。
尽管目前国内学者对诺贝尔奖多有批评，然而，它至少没有忘记那些做砖的人。
也许很多人包括记者自己在内，会不自觉地想起，前段时间热闹非凡的饶毅与崔克明之争，特别是崔克明发出的“不要把基础科学赶尽杀绝”的呼喊，似乎让人为之动容。
然而，是不是所有打着“传统”或者“基础”旗号的学科，都要无一例外地受到保护，都应该坚持呢？传统学科的从业者们自身对这种危机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提供了一种更开放的思路。
“我是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但在这件事上，我更倾向于站在饶毅的立场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科学家说。在他看来，这个事件暴露了传统学科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发展认识不够。
与传统文化不同，对传统学科不存在遗产保护的问题，一些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学科理应被淘汰，“留给科学史学家作为研究的对象”。而那些更多的值得保留的学科，则应该更积极地融入现代科学整体的发展中。
目前，很多传统学科没有突破传统模式，延续着一种比较封闭的作坊式工作方法。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大多表现出一种内向、封闭的性格特征，拒绝甚至完全不关心相关领域的新进展、新方法，不与本专业外的同行交流。这种总体倾向人为地将传统与前沿的距离进一步拉远。
“即使是做砖这样的传统行业，也应该随时掌握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搞传统学科的更应该如此，学习、理解相关的新进展，不断地发展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前沿学科的发展中。”葛颂对其“砖头论”作了进一步阐释。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学科从业者封闭、边缘化的倾向与目前科研机制、评价体系、支撑办法不无关联”。洪德元说，“体制与机制的偏颇，加剧了他们边缘化的程度”。
本世纪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设立了“经典分类学倾斜项目”，尽管在生命科学部超过15亿元的经费中，区区四五百万元要支持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在内的几十个经典分类项目，显得有些微薄。然而，这毕竟是一份可贵的经费来源。
“从整体看，目前对传统学科、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远远不足。”洪德元说。其实，在认识层面上，葛颂认为，很多科研领导者已经逐步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但关键缺少体制的保障，使得这种“认识”有较强的“人为”色彩。随着领导的更替、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与分歧，更使一些难得的经费没有落到原本要支持的人手中。
“稳定的支持”、“稳定的队伍”，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表述。其实支持这样一个坚持传统、坚持基础的队伍，人不必太多，所需经费也并不庞大，关键是稳定，是一个有别于前沿与应用的评价体制。“让一些像下村修这样甘于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安心工作，10个中有1个作出成绩，就是一种可贵的回报。”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朱华曾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不要到10年、20年后，我们要请东南亚的科学家援助我们作资源调查。”从这个玩笑中，记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心酸与无奈。
几天前，洪德元在给一些领导提建议时，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态度。他对记者说：“现在开始重视，还不算太晚，等到我们这些老羊都不在了的时候，恐怕就真的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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